高調隱居的中國悖論

　　從好走"終南捷徑"的古代隱士，到當下的"高調"隱居者，均顯露出"隱"的矛盾與虛偽。

　　如果依照最嚴格的標準，中國并無真隱士。

　　"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在南宋詩人陸放翁看來，要想做真隱士，是不應該存活于世上，那些被歷史文獻所記載，為人世所知的隱士、高士、處士，乃至神仙傳記或佛門中的高僧，也都不是"真隱"而是"假隱"。

　　"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不過是隱士們的自欺欺人，這群主要由文人組成的隱士集團，或懷抱"孔明心態"，擺出看破紅塵的清高姿態，需要對方執禮甚恭，三敦四請，才勉為其難出山，以濟困解厄；或懷抱"終南山心態"，雖然隱居于長安附近的終南山，卻又不時放出風聲，以方便"求才若渴"者登門拜訪。

　　歸隱自然、超塵脫俗、隱逸、清高等已成為中國人普遍崇仰的"人生哲學"。然而，"終南捷徑"卻又成為一種隱士追求名利以退為進的手段。"文人出路狹窄，熱衷做官，做不成官，自稱“布衣”，以布衣傲人。這是多么矛盾、荒謬又虛偽的事。中國社會文化之虛偽，且習以為常，此是一例。"（臺灣作家何懷碩語）

　　中國隱士：一群隱君子，一群偽君子？

　　隱士不是種職業。隱士是逃離社會，努力要成為名符其實"個人"的一種人。

　　"中國幾千年影響最大的是什么人？不是孔孟，不是老莊，是隱士。"（南懷瑾《講記》）

　　人數接近百萬的中國隱士，常常是政治的異見者，他們總是與社會、山林和廟堂處于一種極其復雜的糾葛之中。在多數記載中，上古時期拒受禪讓的許由和巢父被稱為中國最早的隱士；繼而，商代遺民伯夷、叔齊為守節不食周粟，成為史上最牛的隱士；孔子在周游列國時，也見到許多對政治灰心、悄然退避的隱士：接輿、長沮、晨門、荷條丈人等；再是鬼谷子和諸葛亮，文人士大夫陶淵明、王維；再是"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的"竹林七賢"，明清三大學者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再到曹雪芹、鄭板橋、蒲松齡。

　　他們或許是厭離俗塵的無名隱者，或是志慕仙佛的修道者，或是筑廬讀書著述者，或是結爐煉汞服丹者，或是終身不仕者，或是輔佐君王平定天下功成身退者......他們各取所需選擇了"義隱"、"時隱"、"朝隱"、"酒隱"、"學隱"、"道隱"與"佛隱"的隱逸方式，卻又一致與方士、田園詩、山水畫、茶道、醫藥、園林、農學、奇行與變態脫不開干系。

　　何懷碩曾這樣分析中國隱士的主要成因：外國隱士，不一定是"讀書人"（這在古代中國稱"士"，現代叫"知識分子"），但中國的隱士必來自讀書人，即文人。中國文人，不做官時為"士"，做了官便稱"仕"。文人的最高理想是治國平天下，所以仕途是一條積極奮進之路，但是僧多粥少，能當官者少，自然失意者多。所以有三種"布衣"：因為主客觀條件不具備，做不成官；或者已入仕途，卻因為受到挫折、誹謗、陷害而被迫放棄這條路；或者因政治黑暗，綱紀蕩然，道德淪喪，日月傾頹，天下無道而不愿、不屑做官。上述三種人，尤其前兩種，大都走向消極遁世之路，成為"隱士"。

　　而隱士又有這樣的類別：一類為絕對隱居，獨自修行，不涉紅塵；一類是在悟道前隱居清修，悟道后入世教化，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如諸葛亮、虛云大師；一類隱于城市，和光同塵；一類是當國有難，出世救萬民于水火，功成遂退，退隱泉林；還有一類，是以隱為名，以隱求名，以名博官，所謂"終南捷徑"，已經算不得真正的隱士。

　　中國社會之矛盾、荒謬與虛偽，在中國隱士文化中極其典型。

　　南懷瑾在《講記》就講到過這樣的例子。滿清入關后，康熙想盡辦法網羅退隱的"遺老"，于是，在康熙到乾隆的100年間，科舉中特設有"博學鴻詞科"，對退隱的"遺老"特別恩寵，馬馬虎虎報個名考一下，就給很好的官位，許多隱士禁不住誘惑參加"博學鴻詞科"首考，如愿以償。有人便寫下一首諷刺詩："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凄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博學鴻詞科"再考，考場人滿為患，后去的還被推到門外去，有人于是又寫了一首詩來挖苦："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凄涼。從今決計還山去，薇蕨哪堪已吃光。"

　　高調隱居的矛盾共同體

　　放到今天，高調隱居也是個矛盾共同體。

　　不得不為五斗米折腰、上班打卡的工薪族，雖然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隱居"，卻也會在家里掛一兩幅仿制的"山水畫"，在辦公桌案頭上擺一個迷你盆景，上面綴以陶制的一椽小茅屋，或者一二漁樵在"山林"之間，引發"悠然見南山"的神往。

　　在紅塵中爭名奪利的官僚商賈、社會精英，時不時便會玩突然"失蹤"，以"抱歉，你所撥打的用戶不在服務區"為榮，以和窮人、俗人住在一塊為恥，"高調"隱居之外，他們還喜歡在自己的別墅里造造園林、假山、草堂和山房，種上一壟竹子，放幾塊湖石，以滿足歸隱山林的雅興，附庸"高人逸士"之風雅。

　　中國財富的分配一樣逃不開"二八定律"，隱居是個奢侈品，沒錢的人只能隨便找個地方躲起來，被稱為是世俗社會的叛逃者。越是身居高位者，越想隱身，越是品位高端者，越想隱居，低調隱秘的中國上流社會，小圈子話題從來沒有停止對"悠然棲居"、"世外桃源"的渴望，他們買下一座島做"島主"，買下一座山做"寨主"，買下一塊地做"領主"，買下一間大院做"院主"......內斂謙恭，卻又因地位顯赫、財富耀眼而逃不開"人肉搜索"，一次低調的"隱居"往往會變成有預謀的"高調"炒作。

　　高調隱居者常常是在"躲人"而不是"躲城市"。于是，他們往往會在城市近郊辟一片土地，堆山種樹，建樓引水，在蘇州園林里以成功者悠然"市隱"，這要歸功于中國貴族最早開創的行宮、別院和避暑山莊，西方貴族貢獻的別墅等棲居形態。

　　高調隱居者認為書比電視更重要，獨處比社交更重要，國學比經濟管理學更重要；他們愛躲在別墅玩彈子球；喜歡遛大狗的慢生活；喜歡唐裝，留胡子；看許多本線裝的佛經及四書五經；喜歡冥想，愛與高僧懇談，愛上禪修班；拒絕電話，如果有手機一定要轉秘書臺；如果出游，也是和小圈子的名媛或大佬開上游艇前往公海、坐上私人飛機前往迪拜......

　　高調隱居者多為文人、商人和政要。他們可能是早在雅典奧運會時就想隱居的許海峰，在岳陽西沖村蓋了3間瓦房隱居的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前湖南省委書記毛致用，也可能是籌劃離任后前往美國德州東北部達拉斯市建別墅隱居的小布什。

　　高調隱居者擅于將禪修之"道"變成"術"。在西湖邊的古剎，在天臺山的國清寺，在五臺山的十方堂，在重慶的華巖寺，在河北趙縣的柏林寺，在廣東四會的六祖寺，在終南山的各大寺院，處處皆有"生活禪"，處處都有來自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深圳、珠海等地企業家的身影，他們熱衷扣問山林寺門，聆聽暮鼓梵音，品食清茶齋飯，在寺廟里短期隱身修行：禮佛、誦經、講座、抄經、普茶、傳燈、行腳等，返城之后，再研究如何將佛學應用到企業管理，廣結善緣，擴大生意，以賺取更多的財富。

　　更有人在暢想自己老年隱居揚州的安適：城市不大，人口不多，秩序不亂，歷史不短，風景不差，故事不少......去揚州老城中租一間院子，比鄰而居。夜色降臨，在積水空明的庭院中，擺兩把藤椅，我們欹斜其上，談一談詩詞，待月色更濃，沏上一壺清茶，月光灑在其中，我們相敬而啜，品那一段流年。